夢境、巫毒與希望——彩券如何滲透海地的文化與生活
一、海地彩券的歷史背景與起源
海地的「彩券」（當地稱為 Borlette）源自20世紀中期的加勒比海地區文化交流。據報導，1950年代初期，海地人將地下數字彩券的玩法從鄰國古巴引入，並利用古巴當時的彩票開獎結果（當地稱 tiraj）來決定勝負。古巴革命勝利後，卡斯楚於1959年上臺並廢除了當地的街頭彩票，認為彩票被當作剝削大眾的工具（他曾表示「革命不能聽任偶然」）。同一時期海地由佛朗索瓦「爸爸狗」杜瓦利埃（François Duvalier）執政。杜瓦利埃對任何不受他控制的民間活動都心存猜忌，於是在1969年前後將先前私營的地下彩券產業國有化，建立由國家掌控的官方彩券機制。杜瓦利埃政權將所有彩券收入收歸國有，甚至多次透過內線消息讓其手下或祕密警察團伙提前知曉即將開出的幸運號碼，以確保他們中獎。這種操控行為使得國營彩券淪為當權者斂財並籠絡人心的工具，也使一般民眾對官方彩券公正性產生質疑。台灣彩券 – 今彩539即時開獎號碼
杜瓦利埃執政末期及其子讓-克勞德「寶寶狗」杜瓦利埃（Jean-Claude Duvalier）接班後，彩券逐漸在民間轉入地下。一些不信任官方開獎的彩券賭徒開始偷偷參與地下彩券，改用委內瑞拉等國的開獎號碼來決定勝負，以避開官方操控。然而在杜瓦利埃父子統治期間，任何私下參與地下彩券的人都面臨被逮捕、拷打甚至處決的風險。直到1986年杜瓦利埃政權倒臺後，海地彩券市場才重新洗牌。1988年，軍政府倒臺兩年後，新政府宣佈彩券民營化，結束國家壟斷。各地彩券莊家（Borlette業者）組成了全國性的行業公會——「全國彩券業主協會」（Association Nationale des Tenanciers de Borlette，簡稱 ANTB），由業者選舉出三名理事管理，開始對彩券行業進行自治管理。在此協議下，政府允許私人經營彩券，而ANTB負責訂定行規與協調運作。此後海地政府的彩券監管一度趨於沉寂，彩券市場主要由ANTB所主導。
需要指出的是，1980年代末彩券私有化後，海地官方的彩票機構（海地國家彩券局，Loterie de l’État Haïtien，簡稱 LEH）並未立即解散，但其角色相對弱化。一段時期內，政府基本默許ANTB自我管理彩券業。直至21世紀初，由於政局不穩，國家彩券局甚至曾一度停擺長達14年之久。2013年，海地政府（馬蒂利總統任內）宣佈重新啟動國家彩券局，期望恢復對全國賭博產業的監管職能。官方提出將透過現代化手段（如電腦系統）加強管理，並與ANTB合作推行統一印製的官方彩票券等措施。儘管政府有意重掌彩券監管，實際上此後數年官方與ANTB之間衝突不斷，顯示彩券在海地已從國家壟斷轉變為民營主導，形成一套特殊的歷史發展路徑。全球各國國家彩券發行現況總覽－完整列表、歷史起源與未來趨勢
二、彩券在海地社會與文化中的角色與象徵
在海地這個長期貧困且政局不穩的國家，彩券早已深深融入庶民生活，成為寄託希望與夢想的重要途徑。走在海地城市或鄉村的街頭，幾乎每個街角都能看到彩券亭或「Borlette銀行」的小店招牌。據統計，全國各地約有35,000家彩券投注站遍佈大小城鎮，甚至最偏遠的村莊都有彩券攤。這些簡陋的彩券亭以藍、黃、白三色油漆塗裝，櫃台與顧客以鐵絲網隔開，牆上常設有黑板用粉筆書寫最近一次開出的幸運號碼。彩券已成為海地日常風景的一部分，其存在本身象徵著廣大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對許多海地人而言，購買彩券不僅是一種消遣，更是一種精神寄託和儀式行為。2010年海地大地震後，第十天彩券攤一恢復營業，災民們便迫不及待地投入投注。有災區的彩券玩家表示，即使贏少輸多、儲蓄因此減少，他仍每天堅持買彩券，因為「這能滋養精神」並帶來一絲盼望。在長期缺乏機會與公平的環境下，彩券被視為改變命運的希望之光。透過一張小小的彩票，底層民眾暫時擺脫現實困頓，幻想憑藉幸運一夜致富、翻轉人生。正如有評論指出，海地彩券現象反映的是一種對經濟和社會邊緣化的回應，以及人們對「改變人生鉅額獎金」的不滅希。在許多海地平民心中，彩券承載著逃離貧困的夢想與對更公平世界的信仰。
彩券在海地文化中還具有特殊的象徵意義和習俗。由於彩券開獎號碼充滿偶然性，許多海地人相信號碼蘊含著命運的啟示，甚至認為其中有神祕的規律可循。在日常談話中，人們常討論昨夜夢境與數字的關聯，將夢到的情節轉化為投注號碼（詳見後文）。對於社會底層而言，彩券似乎提供了一種在混亂現實中尋求秩序感的方式——透過解讀夢兆和幸運數字，他們彷彿能夠掌握世界隱藏的規則，在無序中找到一絲可控的希望。彩券所傳遞的這種信念在海地社會中廣為流傳，成為集體心理的一部分。可以說，彩券在海地承載的不僅是金錢夢，更是平民對抗命運、追尋公平的象徵。
值得一提的是，彩券也被某些海地人視為宗教或靈性體驗的一環。許多玩家在投注時懷抱敬畏與虔誠的態度，認為購買彩券是在「把命運交給上帝」或向神靈尋求指引。他們相信祖先與神靈或許會暗中保佑，使自己選中幸運號碼。因此，在海地民間文化中，買彩券有時被賦予類似祈福的意涵，玩家透過此舉表達對超自然力量的信任和期望。儘管在外人看來只是一場機率遊戲，對海地人而言，彩券早已編織進日常生活與文化信仰的網絡之中，象徵著集體的希望與宿命。
三、彩券的遊戲機制與運作方式
海地彩券的遊戲機制與一般國家的彩票有所不同，更接近於傳統地下數字彩（numbers game）的玩法。投注者通常從0~99的雙位數號碼中選擇若干進行投注，希望其所選號碼能匹配開獎結。海地彩券每次開獎會產生三個雙位數的中獎號碼。例如某日開出的三個號碼可能是18、49、80。玩家可依據不同的遊戲類型贏取對應獎金，主要玩法包「簡單彩」（Borlette Simple）和「結婚彩」（Mariage）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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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彩：如果投注號碼與當期第一個開獎號碼相同，可贏得投注額的50倍獎金；若僅命中第二個號碼則贏得20倍，命中第三個號碼贏得10倍。從長期期望值看，若玩家把00–99所有號碼各買一次，共花費100單位賭金，平均只能贏回80單位（因為50+20+10=80倍的回報），也就是說莊家保留約20%的收益。這類玩法類似「三個號碼抽獎」的彩票，但賠率經過調整以確保莊家優勢。今彩539．大樂透．威力彩隨機選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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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彩：玩家選擇兩個號碼「成對（結婚）」投注，若這兩號碼皆出現在當期三個開獎號碼之中（順序不限），即可贏得投注額的1000倍。此玩法雖獎金豐厚，但中獎機率遠低於簡單彩，約為1/5,00。由於海地傳統觀念中將一些互補的號碼視作「孿生幸運數字」，例如有人投注92時也會同時投注29，被形容為「兄妹」號碼。這種組合思想與結婚彩的理念不謀而合，因此結婚彩在海地特別受歡迎。
除了上述主要玩法外，不同彩券業者可能還提供其他變體投注方式（如單選一個號碼全中、或選擇三個號碼全中的特殊獎等），但核心規則大同小異。投注金額可以很小，往往只需幾個古德（Haitian Gourde，海地幣）即可下注一次，使得每日投注對窮人而言也相對負擔得起。一般彩券投注站會使用多聯複寫的紙質投注單（通常一式三聯），由銷售員（俗稱**「莊家」或「書記」）填寫玩家選擇的號碼和投注金額，撕下一聯交給玩家作為憑證。投注單的另一聯交由莊家留存，第三聯則送交彩券業者的中心據點存檔，作為對賬和防弊用途。由於傳統上海地彩券業多為紙筆作業，在資訊化程度較低的年代，使用三聯單据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莊家作弊或抵賴賠付。
一項海地彩券獨特的運作機制是開獎號碼來源的選擇。為了避免像杜瓦利埃時期那樣本地開獎容易被政府或業者暗箱操作，自1990年代起海地大部分彩券統一採用國外公開彩票的開獎結果來決定勝負。目前，每一家ANTB旗下合法營業的彩券亭都採用相同的tiraj（開獎號碼集），而這組號碼通常取自美國紐約州彩票的官方開獎結果。換言之，海地的彩券號碼其實是參照紐約每日開出的某些彩券或彩票（例如紐約每日數字彩）來決定。曾經海地莊家也使用過多明尼加共和國或委內瑞拉的彩票號碼作為依據，但由於外國彩票自身醜聞（如委內瑞拉彩票曾爆出嚴重貪腐弊案），導致海地業者後來轉而更加信任美國紐約彩票的公信力。有時也有個別不守規則的業者宣稱使用華盛頓特區或波士頓的彩票結果，但大多數彩券莊家都以紐約號碼為準。開獎號碼每日透過電臺、網絡迅速傳播，各投注站也會將最新號碼寫在店外黑板上公示。這種借用國外開獎的方式巧妙地為海地彩券提供了公正性保證，同時免除了自行搖獎的技術成本。
彩券獎金的支付與分配方面，通常採用莊家自負盈虧的模式。每個彩券業主需要向政府繳納營業執照費和稅款，並向ANTB登記註冊後即可獨立經營。莊家從每張彩票中抽取一定比例佣金，其餘作為獎金池。例如，一張10古德的紐約彩券投注單，約有1–2古德作為莊家利潤，另有一小部分按照規定上繳教育部門基金，剩餘大部分納入獎金發放。若有玩家中獎，莊家依據固定賠率支付獎金；若當期無人中獎或中獎金額較小，莊家即可留存未發出的獎金成為收益。因此彩券業者實際上扮演「莊家賭場」的角色：他們制定賠率，接受投注，並自行承擔賠付風險與收益。由於各彩券店之間存在競爭，有些業者合併形成「彩券集團」以擴大經營、分散風險。總的來說，海地彩券運作體系靈活而分散，在ANTB的鬆散協調下，各莊家各負其責地經營，形成遍布全國的地下「銀行」網絡。
四、海地政府對彩券的監管制度與相關法律
海地政府對彩券的監管經歷了由嚴到鬆、再意圖加強的反覆過程。杜瓦利埃時代曾以高壓手段管控乃至操縱國營彩券（如前述內定號碼事件），令民眾對官方失去信任。1980年代末彩券私有化後，政府基本採取默許態度，將行業管理交由ANTB自治。在法律層面，當時政府頒布法令承認ANTB的存在，並規定彩券經營者需取得執照、繳納稅費，未經授權的私人彩票屬非法。然而，由於政局頻繁更迭和行政能力有限，這些監管規定長期未能有效落實。許多莊家僅象徵性地向ANTB繳納會員費（據反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報告，每年約10,000古德，約合數百美元），對政府稅收的繳納和帳目透明度則欠缺明確監督。
21世紀以來，隨著國際組織和國內輿論關注賭博收入去向，海地政府數次嘗試重整彩券監管。2013年國家彩券局（LEH）的重啟是關鍵一步，當局提出透過法律手段規範彩券業，例如要求全國統一使用由政府印製的標準彩券票據。然而ANTB方面對此配合度不高，數以噸計的官方票據從2014年印好後閒置在倉庫中，因業者不願更換傳統做法。監管層面的博弈導致政府推行新規受挫。
在法律框架上，海地現行法規要求彩券經營者年滿18歲、申領執照，並禁止未成年人購買彩券。政府也將彩券業收歸財政部和商業工業部雙重管轄，試圖通過施加稅收來實現彩券收益的公共用途。2017年頒布的《國家教育基金法》（Fonds National de l’Éducation, FNE）明確規定彩券等博彩特許收入須提撥一定比例用於教育經費。據報導，政府與ANTB早年的協議已於2017年到期，之後政府計劃對全國約20萬家「銀行彩券」（bank borlette，即彩券投注站）每家徵收年繳1萬古德的特許稅，估計每年可為國庫增加近20億古德收入。然而ANTB對此強烈反彈，有業者團體視政府的國家彩券局為競爭對手而非監管者，甚至傳出監管官員遭到死亡威脅的事件。2018年，政府在部分城市對未繳稅的彩券亭進行取締，引發ANTB提告抗議但最終敗訴，法院重申國家彩券局是全國博弈活動唯一合法監管機構，並勒令ANTB不得再行使越權管理。此一系列法律行動標誌著政府試圖重拾對彩券市場的主導權。
總的來說，海地彩券監管目前處於逐步納入法治軌道的過渡期。法律上確認了國家對彩券的監管權及課稅權，但實務中ANTB和眾多民間莊家依然擁有強大影響力。政府在增強監管的同時，也必須考量數十萬基層從業者的生計。未來監管制度可能朝著公私合作方向發展，即政府制定規範與稅率，ANTB協助執行並保障業者利益。在法制逐漸健全的過程中，如何平衡國家財政需求與草根經濟生態，將是海地彩券監管面臨的持續課題。
五、彩券對海地經濟的影響（稅收與就業）
海地彩券不僅是社會現象，更是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一環。從整體規模看，彩券投注額在海地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比例。有研究估計，海地民眾每年在彩券上的花費高達15億美元之譜，相當於全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約五分之一。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凸顯出彩券在海地經濟活動中的分量。如此龐大的資金流入彩券市場，一方面說明大量居民將可支配收入投向博彩，另一方面也意味著若能適當引導，彩券有可能成為公共財政的重要來源。
在稅收方面，海地政府理論上可透過執照費和營業稅從彩券業者處獲取收入。然而由於歷史上監管鬆散，政府實際收到的彩券稅款遠低於應有水準。據2018年官方統計，海地國家彩券局每年實際徵收到的彩券相關稅款僅占應收額的15%不到。換言之，大量彩券利潤留在私人業者手中，並未有效轉化為公共財政。這既有監管執行困難的原因，也反映了彩券產業長期以來的非正式性。許多莊家視繳稅為沉重負擔，在缺乏強制約束下往往選擇逃漏。政府近年來希望通過新法將彩券收益的一部分納入教育基金（FNE）等，用於改善公益，但成效仍有待觀察。假如政府能順利推行每家莊家每年1萬古德的特許稅，加上對獎金發放環節的抽稅，預計將顯著提升國庫收入，用於教育、社會福利的資金也會相應增加。因此彩券對稅收的潛在貢獻引起政府重視，但如何提高稅收徵管效率仍是一大挑戰。
就業方面，彩券產業提供了大量生計機會。全國數萬家彩券亭背後，是數以十萬計直接和間接的從業人員。不僅有莊家（業主）和銷售員，還包括描繪牆上號碼板的手寫員、販售夢書的小販、以及為彩券系統提供通信服務的人員等。ANTB主管曾透露，海地彩券業僱用了超過10萬名從業者，成為全國最大的就業部門之一。這一估計如果屬實，意味著彩券產業在吸納勞動力方面甚至超過了農業或製造業等傳統部門。在高失業率的海地，彩券相關工作為許多家庭提供了收入來源。例如，許多下崗公務員、退休人員乃至家庭主婦都可能經營或受僱於一個小小的彩券攤，靠佣金和微薄利潤維生。對政府而言，彩券業創造的就業某種程度上緩解了社會的就業壓力。因此，彩券已成為海地非正式經濟的重要支柱。不過，這種就業質量相對較低、收入不穩定，屬於典型的生存型就業。
從資金流向來看，彩券相當於將廣大窮人的零散錢匯聚成巨額獎金，再分配給極少數贏家與經營者。有人將其形容為一種「向窮人徵收的稅」，因為低收入者花在彩券上的錢比例遠高於富人。這種累退性效應可能加劇收入差距：窮人大多數時候輸掉小筆金錢，極少數贏家拿走大獎，而莊家穩定抽佣盈利。然而也有觀點認為，彩券至少為貧者提供了一個追求改變的機會，其對經濟的正面效應在於刺激了消費與資金流動。一些中得較大獎金的彩券贏家，會將所得用於購房、創業或供子女教育，從而帶動實體經濟活動。此外，彩券業者的收入往往再次投入本地消費（如建房、購買商品），在經濟中形成乘數效應。因此，彩券對海地經濟的影響呈現兩面性：一方面抽走許多家庭本可用於基本生活的資源，另一方面又通過獎金和利潤的再分配在經濟中循環。關鍵在於政府如何引導，使彩券收益更多服務於公共利益，將彩券這把「雙刃劍」的傷害降至最低而利益發揮至最大。
六、社會面向：彩券與貧困、教育、女性、宗教的關聯
貧困與彩券： 海地的彩券文化深深刻印在貧困現實之中。一方面，貧困助長了彩券的繁榮——當正當致富途徑渺茫時，低成本高回報的彩券成為窮人的理財選擇。他們寧可每天拿出一點點錢下注，也不相信把錢存起來有未來：「如果把錢花掉，就沒了；存起來一樣會消失，不如拿去買彩券，至少還有機會變多。」一位海地南部鄉村的婦女如是說。對她而言，日常的小獎收益（每週總能中些小獎金）已成為家庭開銷的一部分。這種現象在海地並不少見，許多赤貧家庭將彩券視為收入來源之一，哪怕不穩定也好過無望等待。另一方面，彩券又可能加劇貧困——長期投注的「穩定虧損」會侵蝕本就有限的財富，讓貧者更貧。有些人沉迷於投注，投入超出承擔能力的金額，希望一朝翻身，結果傾家蕩產。彩券帶給窮人的究竟是解脫還是更深的經濟陷阱？這取決於個人節制與機遇。然而從社會層面看，大多數窮人終究難以在彩券上獲利，反而貢獻了莊家的收入。正如一些批評者所言，海地彩券對窮人的意義更多的是心理安慰勝於實質改善。即便如此，在一個機會稀缺的環境下，彩券短暫帶來的希望對許多人而言依然不可或缺。
教育與彩券： 教育在海地屬於私人負擔沉重的領域，大多數學校收費昂貴且質量參差，導致許多家庭因貧失學。彩券與教育的關係主要體現在兩方面：資助教育的財源與教育程度對彩券參與的影響。前者如前文所述，海地政府希望將彩券收入部分用於充實國家教育基金（FNE），以補貼學生學費和改善教育資源。如果此舉成功，彩券錢將轉化為教育投資，形成一種「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良性循環。然而目前這一構想受制於稅收徵管困難，尚未充分實現。另一方面，教育程度也影響彩券參與度。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較低的民眾更容易投入彩券懷抱，因為理財知識不足且更傾向僥倖心理。在海地，義務教育普及率不高，不少成年人缺乏基本的機率和金融常識，容易高估中獎希望而忽視數學期望值的負面。如果教育體系能增強金融素養教育，或許能減少民眾對彩券的過度依賴。同時也有觀點指出，彩券收益若能真正投入教育，將有助於從根源上減少下一代對博彩致富的寄望，因為教育將提供更多正當致富途徑。可見，彩券與教育在海地形成一個環環相扣的循環：教育不足助長彩券興盛，而彩券收益又被期盼用於改善教育，破解這個循環是海地發展面臨的挑戰之一。
女性與彩券： 在海地社會中，女性常是家庭經濟的支柱（近半數家庭為女性戶主），這也反映在她們與彩券的互動上。一方面，不少女性成為彩券產業的參與者——許多街頭小彩券亭由女性經營或看管，作為養家活口的生計。女性往往精明地管理微薄的營業額，期望透過長期經營積累收益。同時，也有相當比例的女性是彩券玩家。她們投注的動機有別於男性彩民追求一夜暴富，更多時是為了家庭：例如希望中獎資助孩子學費、改善家庭生活等。因此女性投注者在選號時有時抱持更虔誠或感性的態度，寄望神明或運氣垂青母愛的願望。然而彩券對女性也有負面影響。當家庭成員（尤其是丈夫）過度沉迷彩券造成經濟損失時，女性往往需承擔收拾爛攤子的責任。例如丈夫將本用於購買日用品的錢拿去買彩券，妻子只能設法縮減開支度日。此外，在偏保守的宗教觀念中，女性賭博被視為不體面行為，因而有些女性彩民甚至需偷偷下注以免受指責。在海地急難救助案例中，也曾出現女性為償還賭債而陷入更大困境的情形。總的而言，彩券對女性既提供了機會也帶來了風險：女性透過參與彩券經濟獲得一定自主收入和希望，但也可能因彩券導致的家庭財務問題而承受更多壓力。
宗教（含巫毒信仰）與彩券： 宗教在海地社會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大多數海地人同時受天主教、基督新教與傳統巫毒（Vodou）信仰的影響。在主流基督宗教教義中，賭博常被視為一種誘惑與惡習。因此一些神職人員和虔誠信徒對彩券持否定態度，認為貪圖一夜暴富有違勤勞致富的教誨。有牧師公開表示，「依靠彩券是錯誤的信仰，把物質富裕寄託於神祕運氣乃是一種負面的『迷信』」。在這種觀點看來，透過巫術或運氣求財是與正統信仰相悖的邪運（devilish luck）。不少嚴格的新教教會會勸誡信徒遠離賭博，包括彩券。但值得注意的是，海地的宗教氛圍十分多元且融合。民間普遍存在所謂「星期天上教堂，平日信巫毒」的現象——在順境時奉天主或耶穌，在困境時轉向巫毒尋求庇佑。彩券恰恰處在這種彈性的信仰體系中：許多平時守禮的信徒，私下並不排斥購買彩券，甚至會在買彩券前禱告或請教巫毒祭司以增加幸運。對他們而言，這並非背棄宗教，而是雙重信仰的體現。
海地獨特的巫毒信仰更是與彩券密不可分（詳見下一節）。簡言之，巫毒信徒相信夢境和各種象徵中蘊藏著靈界訊息，可指引現實行動。這種信念完美契合了彩券的夢數文化：透過解讀夢境來選號投注，被視為得到神靈點化的致富機會。在許多彩券亭裡，懸掛的聖像與巫毒符號並存，昭示著雙重信仰加持下的幸運降臨。一些彩民在重投注碼時，會到天主教堂點蠟燭祈禱；另一些則會在巫毒祭壇前供奉朗姆酒與雞血，祈求靈體的指引。可以說，海地彩券成了宗教信仰的一部分——投注行為帶有半宗教的儀式感，人們在其中尋求超自然的肯定與祝福。宗教也在一定程度上約束著彩券的社會影響：例如有教會開辦戒賭輔導，幫助沉迷彩券者重回正途；有巫毒祭司則勸誡信徒不要過度貪婪，以免觸怒靈界。總體而言，海地彩券與宗教的關聯複雜而多層：對部分人來說，買彩券是一種信仰試煉和靈性溝通；對另一些人而言，拒絕彩券則是一種道德堅持和敬畏上帝的表現。
七、地下彩券與非法操作問題
儘管海地彩券大多數屬於合法經營並納入ANTB體系，但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存在地下彩券和非法操作的問題。歷史上，杜瓦利埃壟斷彩券年代滋生了地下彩券的雛形——民間為逃避官方控制，私下組織根據外國開獎號碼的賭局，即是早期非法彩券的表現。在當時高壓統治下，這類地下彩券風險極高。然而杜瓦利埃倒臺後，地下彩券反而「轉正」為合法的私營彩券，ANTB的成立正是為了讓昔日地下運作的莊家轉入正規。可以說，海地彩券產業本身就是從非法走向合法的一段歷程。
即便如此，當前仍有一些未經授權的彩券活動在海地存在。主要形式包括：未註冊於ANTB的私人莊家暗中經營、合法莊家違規開設額外彩池或未履行納稅義務，以及跨境非法賭博鏈條等。2018年，海地警方就在首都太子港逮捕了一批海地和多明尼加人，他們涉嫌在民宅內經營地下賭局，包括未經許可的彩票買賣。由於海地與鄰國多明尼加共和國接壤，有些非法業者試圖利用多國彩票套利或洗錢。此外，還存在個別莊家捏造虛假開獎號碼詐騙投注者的情況，或者卷款潛逃導致玩家利益受損。在缺乏強力監管的情況下，這些非法操作一度難以杜絕。
近年來，隨著政府強調彩票監管，對非法彩券的打擊力度有所加大。海地國家彩券局多次配合警方取締未授權投注站，沒收設備並依法起訴經營者。法院判例也確認，ANTB無權自行執法或取締，而應由國家機構來監管博彩業。這意味著未來任何不遵守統一規範的莊家，都可能被視為非法。政府希望藉此清理整頓市場，提高透明度並擴大稅基。同時，官方也意識到完全取締私營彩券不切實際，於是採取懷柔政策，鼓勵地下業者註冊轉正。非法彩券的空間逐漸受到壓縮，但要完全杜絕還需解決腐敗和執法不力等更深層問題。觀察人士指出，只要海地經濟窘困且法治薄弱，一些人鋌而走險經營地下彩券以謀利的情況仍可能存在。未來除了持續執法，政府更需要從經濟社會角度入手，為潛在非法經營者提供替代生計和正規經營渠道，方能根治非法彩券問題。
八、彩券與海地的巫術、巫毒信仰的文化連結
海地彩券的興盛背後，離不開當地獨特的巫術文化與巫毒（Vodou）信仰支撐。海地巫毒是一種融合了西非伏都教傳統與法國天主教元素的民間信仰，強調祖先崇拜、靈界溝通和符號象徵。在這套信仰體系中，夢境被視為靈界傳遞訊息的重要途徑，人們相信昨夜之夢可揭示未來方向。由此發展出一本家喻戶曉的奇書——《查拉夢書》（Tchala）。這本脆皮裝訂的小冊子在街頭隨處可見，裡面按照法文字母順序，記載著各種夢中意象所對應的幸運數字。例如夢見坐飛機對應的號碼是03和29，夢見狂歡節則對應37、11、17。幾乎每個彩券投注站都備有一本Tchala供顧客翻閱。對許多海地彩民而言，做夢已成為投注前的必要儀式：「要在彩券贏錢，就得先做夢。」他們或自己解夢，或請教周圍有「天賦」的人解讀夢兆，將夢中出現的人、物、情節轉化為具體號碼，再據此下注。那些不常做夢的人甚至會向別人「借夢」，或者採用巫毒中的簡單占卜法「做數學」（fè matematik，一種將隨機數字填入九宮格再組合計算的民間算卦方式）來產生投注號碼。
在巫毒信仰的框架下，買彩券被賦予了深入靈界互動的意涵。許多彩民相信，在選號和投注的過程中，祖先亡靈或守護靈（loa）會給予指引。例如有人堅稱某天早晨醒來腦中突然閃現一串數字，那是祖父的靈魂在夢後低語提醒；也有人透露會在投注前向掌管機運的巫毒神靈（如擁有戲謔和財富屬性的蓋德Baron Samedi一系）獻上硬幣或菸酒，以換取好運。巫毒的儀式有時直接與彩券掛鉤：海地鄉村地區流傳著一種小型祈財儀式，參與者在祭壇前寫下自己的幸運號碼，祈求靈體「加持」這些數字在開獎中出現。這類儀式通常在每月的吉日舉行，一些虔誠的彩民視其為增強中獎概率的必要步驟。對外人而言或許荒誕，但對深信不疑的海地人來說，彩券已成為他們與靈界交流的一種渠道。
巫毒文化還為彩券注入了豐富的象徵系統和禁忌。例如，在海地民間傳說中，「雙胞胎」被認為是幸運的象徵，因此不少彩民偏愛投注「對稱數字」或「互為鏡像」的號碼，如前述的92和29，被稱作「孿生號碼」象徵好事成雙。再如，某些數字在巫毒中有特殊含義：4被視為與十字路口守護神有關，16暗指好運降臨的日子，55則象徵變革和意外之財。因此玩家遇到特定夢境時，往往不僅查夢書，也會考慮巫毒數字象徵學。例如夢見死亡可能對應巫毒中的「巴龍」（亡者之神），於是有人會選擇數字4（因為墓碑形似十字路口的十字）或相關的88等。類似地，巫毒儀式日（如萬靈節）當天，不少人認為與該儀式相關的數字（比如日期或神祇編號）特別幸運，因而紛紛投注相同號碼，形成全民狂熱的局面。
透過上述種種，可以看到海地彩券與巫術信仰早已水乳交融。對很多海地人而言，買彩券不僅是碰運氣，也是遵循傳統智慧與靈性指引的過程。在彩券世界中，夢與數字交織，現世與神靈對話，構築出獨特的文化景觀。這種結合或許令人費解，但正是在極度困頓的現實下，人們才更需要心靈寄託和意義感，而彩券恰好提供了這樣的平台：它讓人們相信，即使機率渺茫，也總有看不見的力量在暗中助力，下一次開獎就可能改變自己的命運。
九、國際觀點與其他國家的比較
從國際視角看，海地彩券現象在全球範圍內具有一定的獨特性，但也能找到若干可比之處。許多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的官方彩票通常由政府壟斷經營，宗旨是募集公益金，因此結構上與海地民營彩券迥異。例如美國各州彩票、公營「威力球」等都在嚴格監管下運作，收益大量回饋至教育、基建等公共項目。然而共通點在於，彩票在很多地方都被批評為「窮人的稅」，因購買者以中低收入群體居多。海地的情況正是這一問題的極端寫照：經濟困頓導致窮人對彩票的依賴更深，加上缺乏完善的公益金回饋，使其累退效應比富裕國家更嚴重。
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海地彩券與鄰國亦有相似和差異。古巴在革命後取締了此前猖獗的地下「波莉塔」（bolita）數字彩票，以杜絕對勞苦大眾的剝削。卡斯楚政府的強硬措施使古巴長期沒有官方彩票，人民也少了靠彩票翻身的渠道。相較之下，多明尼加共和國（與海地同島）選擇了發展國家彩票機構（Lotería Nacional），並允許民間經銷點銷售，每週定期開獎為政府創收。然而多國政府彩票也非完美無缺，例如2021年多明尼加國家彩票曾爆發舞弊醜聞，高官涉嫌內定開獎號碼，引發公憤。可見彩票行業易受貪腐侵蝕是全世界共同課題。不同的是，海地因長期缺乏有力政府管控，乾脆採用了外國開獎號碼來防弊，這種借力外部公信的做法在國際上實屬罕見。它側面反映了海地制度信任的缺失，同時也展現了草根商業的創造性。
放眼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少地區也存在與海地類似的非正式數字博彩。例如在印度和尼泊爾流行的「數字博彩」（Matka）以及非洲部分國家的街頭「彩碼」賭博，它們和海地彩券一樣，往往伴隨夢兆解讀、巫術信仰以及地下運作的特徵。然而海地的特殊之處在於：這類非正式彩券竟然發展成為國家經濟支柱和文化中樞，並得到某種程度的合法化。許多國家的地下彩票仍被視為治安問題予以嚴打（如美國上世紀中葉紐約的「數字跑單幫」被警方掃蕩），而海地則因社會現實而「默許」了它的存在與壯大，甚至通過ANTB加以組織化。這種現象在國際上少見，凸顯海地政府和民間關係的獨特動態：當公共機制失靈時，非正式體系填補空白並維繫社會運轉。
國際輿論對海地彩券也抱以複雜觀感。一方面，有觀察者同情地指出，「彩券是海地平民的金融服務」，它為缺乏銀行和信貸資源的人們提供了一種聚攏資金的途徑——儘管方法原始但聊勝於無。甚至有學者建議從中得到啟發，設計「彩票型儲蓄計畫」，將人們愛購彩券的習慣引導至儲蓄賬戶上（即存款同時參與抽獎），以提升金融普惠程度。另一方面，也有國際媒體將海地彩券描述為「對希望的剝削」，批評其助長宿命論和不求進取心態。例如有記者驚訝於太子港滿目廢墟中彩券買賣依然風生水起，認為這說明了制度對窮人的虧欠以及錯置的希望。總之，國際視角下的海地彩券帶有某種寓言意味：它既是全球貧困問題的縮影，又展現了人類在絕境中尋找意義與秩序的普遍渴望。其他國家可以從海地案例中汲取經驗教訓，在發展本國彩票政策或扶貧策略時，引以為鑑。
十、相關爭議與批評聲音
圍繞海地彩券的爭議和批評可謂源遠流長，在民間和政策層面均有不同意見。首先是社會公正與倫理層面的批評。正如前文多次提及，不少人將彩券視為對窮人的不公平剝削，一種由窮人資助、最終肥了莊家和少數贏家的制度。這被稱作「窮人稅」的現象引發社會學者和宗教領袖的擔憂：當窮人沉迷於不切實際的中獎幻想，是否會弱化其通過教育和勞動改變生活的意志？當家庭微薄收入經常耗散於彩票，是否侵蝕了兒童營養和教育等基本需求？慈善機構和教會團體有時會抨擊彩券對社會風氣的不良影響，認為它鼓勵了不勞而獲的價值觀。在這種觀點看來，彩券成為貧困的「麻醉劑」，讓人暫忘現實問題卻無助於真正改善生活。
其次，彩券的成效與經濟辯論也是焦點之一。一些經濟學者指出，海地人投注彩券的龐大資金若能引導至生產性投資，或許對經濟發展更有利。將15億美元投入小額信貸、農業、教育，產生的長期效益遠勝過彩券所創造的價值。他們批評彩券營造了一種虛幻的上升通道，卻沒有解決真正的結構性貧困問題。相反地，也有論者為彩券進行某種程度的辯護。他們認為海地經濟環境惡劣，政府和市場皆提供不了足夠的機會，在此背景下彩券起碼給人們帶來了希望和心理支持。如果完全剝奪這份希望，社會可能更加絕望和動盪。一位參與彩券研究的學者形容：「彩券對海地窮人而言，就像微型的金融服務——夾雜著惡習、信仰和娛樂，它畢竟滿足了某種需求。」這種觀點認為應與其對抗不如加以引導，例如透過政策將彩券收益用於民生，或者推出帶抽獎功能的儲蓄產品，將賭博慾轉化為儲蓄行為。
政治和治理層面的爭議則集中在彩券產業的透明度和腐敗問題上。杜瓦利埃時代操縱彩券的黑暗歷史早已成為經典反面教材，提醒世人當政府染指彩票收益時容易發生什麼。在當代，有批評者質疑ANTB等私人彩券集團的運作缺乏公開監督，其選出的管理者可能與權貴勾結，形成利益鏈條。彩券如此龐大的資金流向是否有部分淪為洗錢工具，也是國際反洗錢組織關注的議題。2010年地震後，據稱曾有貪官利用彩券體系轉移救援款項。另有報導指出，一些黑幫勢力也看上彩券豐厚現金流而介入，以收取保護費或直接經營彩券。2020年就曾發生知名彩券集團負責人遭黑幫綁架事件，背後或涉及對彩券市場控制權的角力。這些都引發了公眾對彩券體系安全性和廉潔性的擔憂。
最後，不容忽視的是彩券對文化與心態的影響也引來批評。一些教育工作者認為，海地年輕一代在彩券文化薰陶下，可能更傾向尋求捷徑而忽略努力學習的重要性。他們擔心夢兆選號等習慣助長了迷信思維，而不是理性分析。特別是當巫毒與彩券深度結合後，有家長擔心孩子過早接觸帶有靈異色彩的博彩活動。然而也有人持不同看法。由於彩券文化已深植社會底層，有觀點認為應該藉此傳遞正面訊息，例如夢書編輯者可以加入勵志內容，或彩券亭張貼公益廣告，讓這股力量服務於積極目的。
總的來說，海地彩券引發的爭議折射出貧窮社會的複雜縮影。一方面它飽受道德批判和經濟質疑，另一方面又被現實所「合理化」甚至賦予積極意義。對彩券的評價，往往取決於觀察者著眼的角度：是看到那一張張幻滅的落敗彩票，還是看到少數贏家重燃生活的笑容？是聚焦於制度弊端和人性弱點，還是理解其背後承載的社會心理需求？這些爭論沒有簡單答案，但一致的呼聲是：無論彩券如何存在，政府和社會應該為民眾創造更多正當致富的機會，減少人們孤注一擲求幸運的必要。
結論
「海地彩券」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經濟現象，映照出海地社會的諸多側面。它起源於動盪的歷史時刻，在專制陰影下野蠻生長，又在民營化浪潮中蓬勃壯大，融入了海地人生活的血脈。對身處困境的百姓而言，彩券是一帖苦澀的甜藥：日復一日的虧損宛如慢性毒藥，卻又在精神上提供了難得的慰藉與希望之糖。彩券串聯起夢境與現實、神靈與凡俗，折射出海地文化的神祕色彩；同時它也是經濟運行的隱形齒輪，轉動著龐大的資金與人力。展望未來，海地要走出貧困與動盪的循環，或許需要逐漸減輕對彩券這種「機運經濟」的依賴。然而在那一天到來之前，彩券仍將繼續扮演海地社會的「蓄水池」與「安全閥」——讓無數平凡人在日常絕望中得以做一場繽紛的夢，在夢醒之餘又有勇氣面對新的一天。最理想的情況是，政府能有效規範和彩券業者合作，將這股民間力量引導至更惠民的方向，例如資助教育、創造就業；同時民眾本身也應認識到彩券終究難以成為致富良策。在現實與夢想的縫隙中尋找平衡，或許正是海地社會在彩券問題上需要走的道路。海地彩券的故事告訴我們，在極端困難的處境下，人們依然會創造希望的火花——而如何讓這火花點亮而非灼傷生命，是整個社會需要共同思考的課題。
參考資料
其他：本文引用了多篇來自 HaitiLibre、iciHaiti 等海地媒體的報導，用於補充政府舉措、行業數據和案例說明haitilibre.commyayiti.com。上述資料共同支撐了本文對海地彩券歷史、社會文化和經濟影響的分析。
Mariah Levin 等（2010）。《Savings and Chance: Learning from the Lottery to Improve Financial Services in Haiti》。塔夫茨大學 Fletcher 學院報告fic.tufts.edufic.tufts.edu。
Sam Koebrich（2014）。〈Haitians Are Hooked on the New York Lotto〉。VICE 新聞vice.comvice.com。
Pooja Bhatia（2010）。〈Haiti puts its faith in the lottery〉。《The National》（轉載於 MyAyiti 網站）myayiti.commyayiti.com。
Edgar & Endress 團隊（2011）。〈BonDieuBon::BP::004〉（介紹海地查拉夢書與彩券起源）eendress.comeendress.com。
HaitiLibre 新聞（2018）。〈Haiti – Economy : The LEH wants to tax more than 200,000 borlettes〉haitilibre.comhaitilibre.com。
HaitiLibre 新聞（2018）。〈Haiti – Justice : The “war” continues between the State Lottery and the ANTB〉haitilibre.comhaitilibre.com。
HaitiLibre 新聞（2013）。〈Haiti – Social : Official reopening of the State Lottery〉haitilibre.comhaitilibre.com。
反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FATF）報告（2018）。《Republic of Haiti: Mutual Evaluation Report》摘錄fatf-gafi.org。
Microsoft Research（2019）。〈“Betting on the Lord: Lotteries and Religiosity in Haiti”〉（田野實驗研究）tse-fr.e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