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券與犯罪防制：從非法賭博到公益體系的轉化歷程

1. 台灣早期地下賭博與彩券文化的興起

台灣自古以來就有濃厚的民間賭博文化。早在清朝時期，一種稱為「花會」的賭博遊戲風行一時，導致許多人沉迷其中不能自拔，甚至出現因欠下賭債而鋌而走險搶劫、賣女求生的悲劇。日治時期，賭博活動依然盛行，當時日本統治者試圖嚴加取締但成效有限，一些非法賭博甚至與日本黑社會有所牽連。由於歷史因素，台灣民間對於「以小博大」的投機活動向來抱持熱衷的態度，地下賭博在社會底層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

二次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接管台灣。1948年《中華民國刑法》正式明定賭博屬違法行為，禁止營利性賭博及提供賭博場所。不過，為了因應戰後百廢待舉的財政困境，政府在1950年推出了一項特殊的國營彩券——愛國獎券。愛國獎券由臺灣省政府委託臺灣銀行發行，宗旨是在社會經濟困難時期透過售彩券為國家籌措建設經費。首屆愛國獎券於1950年4月舉行開獎，頭獎獎金新臺幣6萬元，而政府從中獲取相當比例的收入充實國庫。此後愛國獎券發行長達37年，累計銷售額超過新臺幣680億元，其中約一半上繳國庫充作政府財政收入。由於當時社會保守，政府包裝這種帶有博奕性的活動為一種愛國行為，許多人抱著「發財夢」踴躍購買，甚至流傳出「中了愛國獎券就可以……」此類日常諺語，可見彩券文化已深入民心。

然而，愛國獎券在帶來財政收益的同時，也潛滋暗長了一股地下彩券風潮。由於愛國獎券官方返獎率有限（售券收入的一半上繳國庫）導致頭獎金額相對不高，民間逐漸出現仿照愛國獎券開獎號碼進行非法投注的地下六合彩賭博，又俗稱「大家樂」。這種地下彩券由私庄暗中經營，利用愛國獎券開獎結果作為彩號，承諾比官方更高的賠率來吸引賭客。早在1960年代末期，台灣社會即開始流行以香港賽馬會發行的六合彩結果進行簽賭的風氣；到了1970-80年代，「大家樂」更是盛極一時，幾乎成為全民皆知的投機活動。不少家庭主婦、勞工甚至知識人士都捲入其中，形成龐大的地下彩券經濟圈。據估計，在愛國獎券末期的高峰階段，全台竟有約兩到三成的人口曾參與非法「大家樂」賭風，可見其滲透範圍之廣。地下彩券所引發的社會亂象也開始浮現：有人為了索取「明牌」（下注號碼的預測）不惜行賄占卜師甚至神壇，有人中了獎卻遭黑吃黑而引發糾紛，更嚴重者，例如1987年竟發生不法之徒綁架愛國獎券開獎負責人之兒子，企圖以此威脅取得下期開獎的中獎號碼作為贖金。雖然最後警方成功營救人質且開獎號碼並未外洩，但此事件震驚社會，凸顯地下賭博對治安的巨大威脅。

綜觀戰後至1980年代末期的台灣，非法賭博與彩券文化可謂此消彼長：一方面，政府利用合法彩券在民間募財；另一方面，民間不法集團則透過地下彩券牟取暴利。地下六合彩等非法簽賭不僅造成無數人傾家蕩產，也衍生貪污賄賂、暴力討債等犯罪問題，對社會治安造成嚴重危害。這種情況下，如何抑制地下賭風、減少因賭博引發的犯罪，成為社會各界共同面臨的挑戰。

2. 非法賭盤的運作方式與社會危害

要了解地下彩券對社會的影響，首先須認識其運作方式。典型的非法彩券賭盤由「莊家」主導，底下發展許多「組頭」（代理人）拓展客源。組頭通常在鄰里間物色熟識的街坊或親友作為賭客，透過人情網路發展穩定的簽賭圈子。早年資訊傳遞不發達時，賭客以口頭、紙條或電話向組頭「簽單」下注，賭資與賠率紀錄在組頭的帳本上；到後來，隨著通訊技術進步，不法業者開始利用BBCall簡訊、傳真、甚至手機簡訊接受投注，如今更發展為網路地下賭博網站，透過線上系統收攬賭金。這種金字塔式的層級運營方式，使得地下賭盤具有高度隱秘性和組織性，增加了執法單位取締的難度。

地下彩券之所以對賭客極具誘惑力，關鍵在於其高額賠率與便利性。非法庄家往往開出遠高於官方彩券的彩金比例。例如，同樣是猜中幾個號碼，地下賭盤給予的獎金可能是合法彩券的數十倍。由於不需繳納稅款和公益金，非法業者將更多投注金額回饋給中獎者，吸引賭徒趨之若鶩。此外，地下彩券隨時隨地都可投注，不受合法彩券營業時間和機制限制。一些組頭甚至允許熟識的老賭客「賒帳」下注，讓經濟拮据者也能先押注、後付款，助長了過度賭博的風險。

然而，藏匿在高賠率魅力背後的，是巨大的社會危害和風險。首先，地下彩券滋養了黑幫勢力和非法資金流向。這類賭盤多由有組織犯罪集團經營或介入，賭金往往成為黑社會的經濟命脈。賭客每輸掉的金錢，最終可能轉化為犯罪集團購買毒品、槍械的資金來源，或用於其他非法牟利活動，間接助長治安問題。其次，非法賭博引發暴力與欺詐事件屢見不鮮。由於沒有合法保障機制，賭客中獎後若碰上組頭捲款潛逃，往往求助無門，衍生報復、教訓等私下暴力。反之，賭客無力償還賭債時，地下業者可能採取恐嚇、拘禁等非法手段逼債，對受害者家庭造成嚴重傷害。此外，在地下賭盤中輸紅眼的賭徒，有人會鋌而走險從事犯罪以籌措賭資，如偷竊、搶劫甚至販毒，導致社會治安進一步惡化。

地下彩券對家庭與倫理秩序的破壞也不可忽視。許多參與地下賭博的人沉溺於一夜致富的幻想，將大筆薪資、積蓄投入賭局，結果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的案例比比皆是。在台灣過去新聞中，不乏某某公務員侵占公款下注六合彩，或父母輸光財產連孩子學費都拿去賭的報導。賭博成癮者往往忽略家庭責任，導致婚姻失和、家庭暴力等連鎖問題。有鑑於此，臺灣社會長期以來普遍將地下賭博視為敗壞社會風氣的毒瘤之一。

1980年代後期，地下「大家樂」已形成龐大地下經濟，政府方面對此多次展開取締行動卻收效有限。「抓不勝抓」是當時警方對地下賭博的無奈寫照：今天抄掉一個簽賭站，明天可能又冒出新的據點。再加上有些不法業者與地方黑勢力、甚至少數執法人員勾結，使得掃蕩行動時常出現漏洞。種種因素導致非法賭盤猖獗一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壓過了合法的愛國獎券發行，形成官方與地下賭博並存的奇特局面。

總的來說，地下彩券賭博通過高額回報和便利性誘使大批民眾捲入，在缺乏法律保障的灰色地帶內運行，嚴重侵蝕了社會秩序和治安穩定。它所衍生的經濟、治安、家庭問題，在台灣早期社會留下深刻教訓，也為日後政府推行改革措施提供了殷鑑。

3. 政府如何透過合法彩券取代非法博彩

面對地下賭博屢禁不止、社會呼籲日漸高漲的局面，台灣政府終於下決心以「以合法制非法」的策略來遏止亂象。1987年底，政府在輿論壓力下宣佈停辦沿續多年的愛國獎券，以示杜絕賭風的決心。然而愛國獎券一停發，並沒有讓賭博從此絕跡，反而讓嗜賭之徒更加轉向地下六合彩，賭資完全流入非法渠道。事實證明，單靠「禁絕」不足以消弭根深柢固的民間賭博需求。一段時間內，地下賭盤依然紅火，甚至更加隱蔽多樣，賭風未見減弱。政府逐漸意識到，要有效防制賭博相關犯罪，必須設計一套合法且受控的博彩管道，將民間賭資引導回正途，並配套教育措施降低其負面影響。

經過多年的討論與醞釀，政府終於在1999年底擬定重新發行公益彩券的計劃。所謂「公益彩券」，就是由政府特許發行、所得盈餘專款專用於公益福利的合法彩券。與早年的愛國獎券不同，新推出的公益彩券在設計理念上更強調社會責任和對非法博彩的替代作用。立法機關通過了《公益彩券發行條例》，明定公益彩券由財政部公示招標選出發行單位，營運收入扣除獎金和必要成本外，全數撥作社會福利基金。藉由法律框架確立，政府希望向社會傳達一種信號：彩券不再只是為政府斂財的工具，更是為公益慈善服務，同時提供民眾合法的小賭怡情管道。

2002年1月，台灣睽違十餘年的全新電腦型公益彩券正式上市。這次發行採用國際通行的電腦樂透系統，每注售價新臺幣50元，號稱頭獎保證上看數億元。消息一出引發全民瘋彩，發行首日各地彩券行大排長龍，許多民眾通宵排隊只為買上一張試手氣。根據當年媒體報導，公益彩券上線首月銷售額即高達新臺幣26.9億元；截至2003年7月，短短一年半內累計為政府創造超過440億元公益盈餘。另一份調查也顯示，發行僅一個月後，全台有超過一半（約52%）的成年人至少購買過一次彩券。這種前所未見的「彩券熱」，某種程度上證明了過往龐大的民間賭博需求被合法彩券成功吸引出來。今彩539．大樂透．威力彩隨機選號工具

政府高層對公益彩券寄予厚望，認為這是「變非法為合法、化民瘋為公益」的一劑良方。時任財政部長等官員公開表示，發行公益彩券的目標之一就是壓制非法賭博，提供公平透明的投注環境，讓民眾不必鋌而走險參與地下賭盤。具體措施上，政府一方面嚴格管控彩券的發行流程，另一方面對地下簽賭加大掃蕩力度，務求使非法市場萎縮、轉移至地上。有研究以問卷調查比較公益彩券與地下彩券的關係，結果發現公益彩券上市後，確實有效減少了民眾對地下六合彩的下注意願。統計顯示，合法彩券對非法彩券存在顯著替代效應，兩者之間的「此消彼長」現象明顯：合法渠道越蓬勃，地下賭風就越受打擊。

除了提供合法投注管道，政府也充分利用公益彩券作為引導民意的工具。例如，在早期宣傳中強調購買公益彩券同時是在做公益，將過去被視為不道德的博彩行為賦予正面意涵。許多原本排斥賭博的民眾，因相信彩券盈餘能幫助弱勢而開始支持購買，形成一種「理性博彩、樂助公益」的新風氣。相對的，對仍留戀地下簽賭者，政府與媒體則加強宣導其危險性，勸導民眾「拒絕非法賭博、支持公益彩券」。例如警方向社區發佈公告，提醒大家政府設有合法彩券投注管道，盈餘用於公益善事，呼籲民眾向地下簽賭說不。這些輿論引導策略，旨在削弱地下賭盤的社會吸引力，改變大眾長期以來對非法賭博的習慣。

當然，政府也深知公益彩券本身具有賭博性質，必須控制發行節奏以免再度引發社會問題。2002年彩券風潮最熱時，坊間一度討論是否應降低開獎頻率、限制宣傳，以免全民瘋迷。副總統呂秀蓮曾批評彩券熱是「社會滑坡」（social landslide），呼籲檢討彩券發行機制。雖然最終政府並未中止彩券，但此事件顯示決策者對博彩熱潮的戒慎恐懼。此後幾年，主管機關陸續採取調整措施，包括控制電視廣告調性、宣導理性投注等，務求讓公益彩券穩健發展，達成取代非法博彩的長遠目標。全球各國國家彩券發行現況總覽－完整列表、歷史起源與未來趨勢

4. 公益彩券的設計與社會信任機制建立

公益彩券要成功扮演打擊犯罪的角色，不僅在於「合法」二字，還取決於其內在設計是否能取信於民、杜絕弊端。為此，政府和彩券發行機構在制度設計上引入多重社會信任機制，以確保彩券的公正性和公益性，讓民眾玩得放心也買得心甘情願。

首先，透明公開的操作程序是建立信任的基礎。公益彩券自發行以來，就極為重視開獎過程的公開透明。在每一期的開獎活動中，都有公證人、律師或會計師在場監督，並透過電視或網路現場直播開獎實況，確保號碼產生過程無任何造假可能。開獎所使用的器材也定期檢驗校準，採用國際認證的隨機抽號設備，使得開獎結果公平公正。相較過去地下賭盤黑箱作業、謠言叢生，公益彩券以公開儀式取信於民，大大降低了不必要的猜忌。

其次，完善的法規監管與營運機制提升了公信力。根據《公益彩券發行條例》，財政部設立「公益彩券監理委員會」，專責監督彩券發行機構的營運，確保其遵守規範。歷屆彩券發行皆採公開招標制，由具有雄厚資金和良好信譽的金融機構競標營運權。例如，2002-2006年由台北銀行（後併入富邦銀行）發行，2007年至今則由中國信託商銀旗下的台灣彩券公司承辦。發行機構須繳交高額權利金（俗稱「回饋金」）給政府，並遵循嚴格的銷售管理制度，如發行前須報備玩法和返獎率、不得擅自更改規則等。一旦發行機構違反規定，政府有權終止契約並追究責任。這種強力監管架構有效避免了營運單位為逐利而操縱彩券的不當行為，也讓民眾相信彩券投注環境是乾淨可靠的。

在彩券銷售渠道上，政府亦有巧思安排以建立社會信任。公益彩券發行初期，政府將大部分實體彩券投注站的經營權優先授予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等弱勢族群，幫助他們自食其力。許多民眾第一次買公益彩券時，發現售票的是行動不便的肢體障礙人士或中高齡失業者，心中自會油然升起一股助人的滿足感，減低了對購買彩券的道德疑慮。這種「照顧弱勢與彩券結合」的設計，巧妙地將彩券販售轉化為慈善行為的一環。雖然後來因通路擴張需要，彩券也委託便利商店等一般渠道銷售，但早期建立的良好印象已深入人心，成為公益彩券區隔於一般賭博的標誌之一。

資訊保密與安全措施方面，公益彩券也做得相當到位。合法彩券投注皆經由電腦系統記錄，中獎與否立刻可查，減少了人工對獎的錯誤與糾紛。同時，為保障中獎者安全，台灣採取保密措施，不公開頭獎得主的身份信息，僅公布地點與簡要資料，避免得主遭受騷擾或詐騙。發行單位設有完善的獎金兌付程序，中大獎者可至指定銀行網點核對券號領獎，全程在監視下進行，確保獎金發放準確。對於可能出現的偽造彩券、盜領獎金等犯罪，發行單位也建立了嚴密的防偽機制，如彩券票面上印有特殊防偽條碼，兌獎時電腦核驗真偽，一經發現問題票券立即通知警方處理。這些安全設計杜絕了常見的彩券詐欺手法，讓大眾安心參與。

公益分配與善款透明同樣是建立信任的重要環節。公益彩券之所以名為「公益」，在於其盈餘扣除成本和獎金後全部回饋社會。依據規定，彩券淨收入的50%撥供社會福利支出，45%挹注國民年金（全民退休金）基金，另有5%補充全民健保安全準備金。此外，發行機構支付給政府的回饋金也納入公益用途，由專責小組監督運用於弱勢就業、社福補助等項目。每年政府會主動公布彩券盈餘的使用情況，包括補助了哪些社福計畫、金額多少等，接受社會各界檢視。透過這種透明公開的善款運用報告，民眾可以清楚了解到自己購買彩券所貢獻的款項真正流向，進而對彩券產生更高的信任與支持。當社會大眾普遍認知「買彩券＝做公益」後，彩券在台灣社會的道德定位便從傳統賭博提升為一種良善事業，這對其長期發展及壓制非法博彩都大有裨益。

綜上所述，公益彩券透過嚴謹的制度設計和多層面的信任機制，大大提升了自身的公信力。從公開透明的開獎，到專款專用的盈餘，再到弱勢參與的銷售模式，每一環節都體現「公開、公平、公益」的核心價值。這不僅使公益彩券成功贏得了民心，也使其有能力擔當起取代地下賭博、維護社會治安的重要角色。

5. 犯罪防制的成效：數據與案例分析

經過二十多年的推行，公益彩券在打擊非法賭博、防制犯罪方面究竟取得了哪些成效？我們可以從數據統計與具體案例兩方面來觀察其影響。

首先，在整體數據趨勢上，公益彩券發行後台灣賭博犯罪情形的確有所改觀。根據學術研究與警方資料分析，2002年公益彩券重新上市後的數年間，因地下六合彩簽賭被查獲的案件數量和涉案金額一度出現明顯下降趨勢。有研究以經濟模型估計合法彩券對非法彩券的交叉彈性約為0.2，亦即合法彩券銷售每增強10%，地下彩券投注額可望減少約2%。這顯示合法管道確實分流了部分非法賭博的資金和人潮。警方方面的經驗也證實，公益彩券上市初期，路邊巷弄裡私下「簽六合彩」的情況明顯趨緩，一些傳統地下賭頭甚至因生意大減而暫時收手觀望。由此可見，政府提供合法彩券後，原本投注地下賭盤的民眾相當比例轉而投入合法彩券懷抱，非法簽賭活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地下賭博並未就此絕跡，而是呈現出新的變化趨勢。一方面，非法業者並不甘心坐視客源流失，紛紛推出對策與合法彩券分庭抗禮。例如，在政府2007年新增每天開獎的「今彩539」遊戲後，地下賭盤立刻仿效推出「地下539」，開放相同號碼投注但給予更高獎金，以挽留慣性賭客。再如，針對公益彩券返獎率無法與非法比擬的弱點，地下組頭推出所謂「雙連碰、三連碰」等包賭制，提高中獎率吸引小額賭客。事實上，台灣彩券公司自己也承認，公益彩券無法完全杜絕地下賭盤，發行彩券的主要目的並不是要完全取代地下六合彩。因此，合法與非法博彩之間形成一種拉鋸：官方不斷調整彩券產品以增加吸引力，地下業者則見招拆招另闢蹊徑。

另一方面，地下賭博轉趨科技化與隱蔽化，使得犯罪樣態更加複雜。隨著互聯網興起，不法經營者開始將傳統地下彩券搬上線，形成跨境運作的網路賭博集團。近期的案例顯示，許多地下六合彩網站將伺服器架設在境外，由台灣本地組頭組織賭客線上下注。一個典型的大型網路簽賭集團往往橫跨十數縣市設點，以多層次傳銷式管理代理帳號，每層代理按下線賭金抽取2%至20%不等利潤。例如，2025年春節前夕，刑事警察局動員超過300名警力，在全台同步掃蕩一個經營地下六合彩網站的「雙盈」賭博集團，查出該集團一年內累計簽注賭資高達新臺幣68.6億元，逮捕了71名涉案組頭。這起震撼社會的案件說明，非法賭博在沉寂一段時間後捲土重來，而且利用現代科技達到更大規模的擴張。傳統街頭簽賭雖然少見了，但隱身在網路世界的地下賭場依然活躍，對治安的危害從線下轉移到線上。

儘管地下賭博型態演變出新挑戰，公益彩券對犯罪防制的正面效應仍不可小覷。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合法彩券發揮了積極作用：

• • 削減黑金收入：公益彩券將原本流入幫派的巨額賭資轉為國家所得，不法集團因失去主要財源而實力受挫。以往地下簽賭繁盛時，黑社會坐收暴利，再以金錢賄賂擴大勢力範圍。合法彩券實施後，這種黑金鏈條受到斷裂，犯罪組織的經濟基礎被削弱，有助於全盤打擊有組織犯罪。

• • 減少暴力糾紛：透過合法管道賭博，賭債糾紛可望降低。民眾買公益彩券，輸了最多損失票款，不會背負債務；中了獎也由國家財力保證兌現，不必擔心遭搶奪或被賴帳。相較之下，地下賭博贏時怕組頭跑路，輸時怕被逼債，衍生許多治安事件。彩券的普及，意味著此類暴力事件隨之減少。

• • 警力資源有效運用：有了合法彩券，警方可將更多資源投入偵辦大規模非法賭博集團，而不必疲於奔命取締零星賭攤。事實上，公益彩券發行後，零散的鄉里簽賭逐漸式微，警方近年查獲的多為大型跨境賭博網絡案件。這些高科技犯罪的破獲，往往能一舉瓦解整個團伙，對犯罪防制產生更大震懾。

• • 社會觀感改善：長遠而言，公益彩券塑造了「小賭有益公益、大賭傷風敗俗」的社會輿論導向。當越來越多民眾選擇合法彩券作為娛樂，參與地下賭博在社會上便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反而帶有不光彩的標籤。社會風氣的轉變，使得潛在賭徒對非法賭局裹足不前，從源頭上減少了犯罪滋生的土壤。

當然，公益彩券並非萬靈丹，其在抑制犯罪上的作用有一定局限性。正如上文所述，地下賭博不會完全消失，而是可能轉型升級。因此，政府仍須持續監控非法博彩的新動向，配合政策調整與科技手段升級，才能維持對犯罪活動的壓制力。儘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公益彩券的出現為台灣賭博犯罪防制開闢了一條全新且有效的道路：它將賭博從黑暗角落引入陽光下，以制度化方式降低其危害，這在台灣犯罪防制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6. 彩券盈餘如何用於治安、反毒與預防犯罪教育

公益彩券不僅在壓制地下賭博方面貢獻良多，其帶來的龐大盈餘資金更成為政府推動各項治安與預防犯罪工作的財源之一。透過合理的資金運用，彩券盈餘被巧妙地轉化為維護社會安全與公共利益的助力。

如前所述，公益彩券銷售淨收入中的50%用於各類社會福利支出。社會福利的範疇相當廣泛，其中許多項目與治安和犯罪預防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例如，社福預算的一部分被用來強化社區照護體系、扶助高風險家庭、改善貧困地區生活條件，這些舉措都有助於從根本上降低犯罪率。研究顯示，當弱勢族群獲得更完善的社會支持時，捲入毒品交易、暴力犯罪等的可能性也會下降。因此，可以說彩券盈餘投入社會福利，本身就是一種預防犯罪的長期投資——它透過縮短社會經濟差距、減少貧困和絕望，來降低犯罪滋生的土壤。

更具體地，彩券盈餘直接支援了治安強化與反毒工程。許多地方政府將分配到的彩券公益款，用於增設社區監視器、改善街區照明、補強警消設備等。這些治安建設提升了警方打擊犯罪的能力，也增進了一般民眾的安全感。此外，每年各級政府舉辦的反毒宣導活動、青少年預防犯罪教育計畫，也常獲得公益彩券基金的挹注。例如，教育單位得以利用這筆經費邀請專家進校園講解毒品危害、防範詐騙手法等，製作宣傳教材分送全國學校。又如，警政單位與民間團體合辦的更生人輔導、青少年矯治計畫，也因有彩券公益資源的奧援而推行順利。這些活動乍看與彩券無直接關聯，但從資金來源上講，它們背後往往站著公益彩券的一份力量。

除了政府運用外，彩券發行機構本身也熱心參與社會治安與反毒教育。台灣彩券公司在其企業社會責任（CSR）規劃中，每年編列預算辦理各種公益講座和課程，其中包含犯罪預防、毒品防制、法律常識等主題。彩券公司會派遣講師到學校、社區，教導民眾如何提防博彩詐騙（如假冒中獎通知、詐領獎金騙局）、宣導反毒觀念，提醒年輕人遠離不良誘惑。這類課程有些是與警政單位合作舉辦，內容結合實務案例，生動說明地下賭博與毒品的危害。在偏鄉地區，彩券公司還資助了「行動法律巡迴車」進村服務，提供居民法律諮詢與犯罪預防知識，提高全民法治觀念。透過這些努力，彩券盈餘不僅僅停留在物質層面的公益，更進一步轉化為知識傳播與觀念紮根，為整體治安環境創造正向影響。

在反毒領域，彩券公益金也扮演推手角色。台灣的戒毒治療與毒癮預防計畫經費，部分來自公益彩券盈餘的支持。例如衛生福利部委託的戒毒治療社區據點、青少年毒品成癮輔導中心等，都曾獲得公益彩券補助款以擴充服務能量。警方執行的大型緝毒專案，所需的裝備添購、線民經費，有些亦列入彩券盈餘編列範圍中。此外，為了預防校園毒品入侵，教育單位利用公益金製作反毒教材影片供各校播放，並舉辦全國性的反毒創意比賽，用獎學金（來源也是彩券公益款）鼓勵學生參與。可以說，公益彩券透過資金輸血，使得反毒工作能以更靈活多元的方式推展，對毒品犯罪的防制產生了積極作用。

在預防犯罪教育方面，彩券盈餘的貢獻同樣值得一提。許多非營利組織致力於預防青少年犯罪、改善高風險族群處境，這些組織常透過申請政府公益補助得到資金，進而開展計畫。而政府的這些補助金，很大一部分來源正是公益彩券盈餘。例如有的團體在治安死角地帶開辦青少年免費課後照顧班，藉由才藝課程和心理輔導讓弱勢孩子遠離幫派誘惑；有的社區大學舉辦法律常識講座，提高社區居民防範詐騙、性侵等犯罪的意識。這類型的犯罪預防教育專案，每年政府都會編列相應預算，而彩券盈餘無疑提供了強大的經費後盾，使各種創新預防方案得以付諸實行。

總括而言，公益彩券盈餘在台灣被廣泛運用於治安維護、反毒行動與犯罪預防教育上。它將過去造成治安問題的賭博熱錢轉化為促進治安的公共資源，形成一種「轉負為正」的良性循環。正因如此，許多人開始以更正面的眼光看待彩券，視其為改善社會治安的夥伴而非罪惡源頭。這種觀念的轉變，不僅有助於彩券政策的推行，更對全社會的安全感和團結意識有所提升。

7. 國際觀點：其他國家如何以合法彩券打擊地下賭博

台灣以公益彩券轉化非法賭博的歷程並非孤例，在國際上有不少國家和地區採取過類似策略以打擊地下賭風。我們不妨來看幾個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新加坡、韓國、香港與英國，了解他們如何運用合法彩券遏制非法博彩，並從中獲取啟發。今彩539．大樂透．威力彩隨機選號工具

新加坡：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新加坡，政府對賭博一直抱持嚴管態度。早在1960年代，新加坡亦深受地下賭博困擾，其中一種名為「Chap Ji Kee」的非法字花賭博在低收入族群中盛行。為了對症下藥，新加坡政府在1968年成立了新加坡博彩公司（Singapore Pools），這是一家國營彩券及體育博彩公司。新加坡博彩公司的成立有兩大目的：其一，為民眾提供合法、安全的投注途徑以對抗猖獗的非法賭博；其二，將博彩收益用於公益事業，回饋社會。新加坡的彩票產品（如Toto大彩、4D等）推出後，成功吸引了過去投入地下賭博的資金，使得非法賭攤大幅萎縮。同時，政府對參與非法賭博的人加以高額罰款和嚴懲，雙管齊下取得良效。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將博彩業定位為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共服務，由政府全權掌控盈餘流向。據報導，新加坡博彩公司現今每年營業收入超過百億新加坡元，其中淨盈餘扣除營運成本後全數上繳政府的濕濾局（即賽馬與體育基金會），用於發展體育、藝術和各項慈善公益。例如，新加坡著名的濱海藝術中心、國家花園等大型公共建設，都得益於彩券基金的資助。新加坡經驗證明，在嚴法重典配合下，合法彩券可以有效擠壓地下賭博生存空間，同時創造社會價值。如今，新加坡社會對於通過官方渠道小賭一番普遍能夠接受，而非法賭博一旦被抓將面臨重罰，這種高合法化、高懲罰的模式使得該國地下賭博率維持在低水平。

南韓：南韓與台灣情況相似，法律上全面禁止賭博活動，但為了滿足民眾娛樂需求及公益資金募集，政府亦開放了部分彩券和體育賭博。2002年，韓國引進了電腦彩券「Lotto 6/45」，迅速風靡全國，每週固定開獎一次，其頭獎累積制度曾創下無數彩迷瘋狂排隊購買的盛況。韓國政府之所以決定推出樂透彩券，一大原因正是為了將地下賭風引向合法管道。在樂透上市之前，韓國民間也存在地下賭博，如非法小賭場、六合彩簽賭等，使政府頭痛不已。合法彩券發行後，政府發現相當部分嗜賭者開始轉向購買樂透，而地下簽賭在一定時期內稍有收斂。同時，韓國政府強化對非法賭博（特別是網路賭博）的打擊，韓國警察廳甚至成立了「網路賭博偵察隊」，專門鎖定網上非法博彩平台。在資金運用方面，韓國將彩券盈餘集中用於福利基金和體育發展。以樂透為例，其銷售收入中有約42%撥作獎金，剩餘部分扣除發行成本後全部納入政府基金，用於社會福利事業與文化、體育項目的補助。雖然南韓非法賭博問題近年來有所死灰復燃（特別是線上非法博弈激增），但總體而言，合法彩券的存在為民眾提供了一個「解癮」管道，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地下賭博對社會的衝擊，也為政府創造了良性資金來源。南韓的經驗也提醒我們：面對網際網路時代的新型賭博犯罪，政府必須不斷升級監管技術，同時提供更便捷安全的合法娛樂選擇，才能持續壓制非法賭博。

香港：香港的情況與台灣有幾分相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地區盛行一種稱為「字花」的非法賭博（與台灣的地下六合彩類似），由黑幫操控，嚴重威脅社會治安。為了斷絕黑社會財源，香港政府在1975年毅然決定由香港賽馬會推出合法彩票，取代民間非法字花。這就是香港著名的「六合彩」彩票的由來。六合彩開辦後，政府成立獎券管理局監督運作，並規定彩票收益除用於彩池派彩外，盈餘全數撥入社會福利署的獎券基金，作慈善用途。可以說，香港的官方彩票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公益色彩。為了迎合民眾「小注博大財」的心理，香港六合彩在1976年調整玩法，提高中獎難度與獎金，並逐步增加每週開獎次數，成功地吸引絕大多數賭客轉投合法彩票懷抱。非法字花賭博因失去客源而式微，黑社會從中獲利大減。香港案例證明，一旦政府提供了比非法賭博更具有吸引力且安心的替代品，並確保非法者受到打擊，社會賭風是可以有效扭轉的。目前香港六合彩每週固定開獎三次，仍深受市民歡迎，其獎券基金數十年來累積投入社會福利、醫療、教育等領域，不但掃除了當年的地下賭博禍患，更成為公益資金的重要來源。

英國：西方國家中，英國的經驗也值得一提。英國早在1994年開辦了全國統一彩券（National Lottery），這是一個國家特許經營的彩券計劃，目的在於為政府籌措「公益善款」以及提供大眾娛樂。英國過去雖沒有亞洲那般盛行的地下彩票，但仍有零星非法賭局和彩券詐欺事件。全國統一彩券推出後，英國政府將其定位為國家事業，由公益委員會嚴格監管彩券營運，並規定收益分配的比例：大約53%用於獎金、12%繳納政府稅金，4%給銷售商佣金，只有5%留給營運商作成本和利潤，其餘約25%全部撥入「公益資金」專戶。這筆公益資金後來成為英國體育、藝術、遺產保護等領域的重要資助來源。例如，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英國多項大型體育設施和文化建設（如千禧巨蛋、奧運場館）都有國家彩券基金的支持。由於公益效益明顯，英國社會普遍支持合法彩券，視其為善舉而非單純博彩。非法經營的彩票在嚴格法規下幾乎無立足之地，偶有不法者組織地下賭盤也因缺乏市場而難成氣候。英國案例顯示，合法彩券在滿足公眾娛樂需求同時，若將資金合理運用於民眾看得見的公共建設，會進一步增強其正當性，使得非法替代品更無市場。

綜觀上述國家的經驗，可以發現幾個共通點：其一，政府主導是關鍵。無論新加坡、香港還是英國，都是由政府或官方授權機構全權經營彩券，確保公正透明及盈餘妥善分配。其二，公益導向增強了社會認同。將彩券收益用於公益事業，能有效化解博彩行為的道德爭議，得到更多民眾支持。其三，嚴法重懲搭配合法替代。對非法賭博保持高壓打擊，同時提供合法彩券作替代品，雙管齊下才能真正抑制地下賭風。這些寶貴經驗也驗證了台灣當初推行公益彩券的政策方向是正確的。而在全球化與科技發展的今天，各國也面臨著新的挑戰，例如線上賭博、跨境博彩等，需要進一步交流合作以因應。

8. 數位科技的導入對犯罪預防與彩券安全的影響

隨著數位時代來臨，科技對於彩券產業和犯罪防制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現代科技的應用大幅提升了合法彩券的安全性與效率；另一方面，犯罪分子也利用新科技從事非法賭博和相關洗錢活動，令執法環境更加複雜。科技可謂一把雙刃劍，既可能成為彩券安全的守護者，也可能被不法之徒拿來對抗法律。

在合法彩券運營方面，電腦化系統的導入是重大里程碑。台灣公益彩券自2002年發行以來，全面採用電腦投注系統，取代傳統紙券人工開獎模式。透過全國聯機的銷售終端機，彩券從銷售到開獎、兌獎的各個環節資料都實時記錄在中央資料庫中，杜絕了人工作弊的可能。例如，以往人工對獎時可能發生的掉包獎券、張冠李戴等弊端，在電腦掃描核對下幾乎不可能發生。電腦系統還能自動偵測異常交易，如某投注站出現遠超常態的大額購買行為，將觸發警示供相關單位調查，以防內線勾結或舞弊操作。同時，數位化也讓中獎通知更為迅速，中獎者可在開獎後立即透過網站或App查詢，不必擔心錯過領獎期限或資訊不對稱而受騙。可以說，資訊科技的運用極大地提升了彩券營運的透明度與可靠度。

在防偽技術方面，數位科技亦扮演重要角色。過去紙本彩券時代，偽造中獎獎券的事件偶有耳聞，如不肖之徒利用高彩度印刷偽造刮刮樂獎券蒙騙投注站。但現代彩券結合了多重防偽措施：票面上有肉眼難辨的雷射標記、微縮文字，還印有唯一定序的條碼。一旦有人試圖偽造，掃描條碼即可識破。即使不法分子獲得真的中獎票，也難以冒領獎金，因為兌獎需要身份驗證，且高額獎金的發放通常走銀行轉帳途徑，有完整的金流紀錄可稽查。台灣彩券公司亦積極導入資料加密和網路安全技術，確保開獎號碼的產生、傳輸過程不受干擾。像開獎使用的亂數產生器裝置經過專業機構認證，並與中央系統隔離運作，黑客無法從網路入侵篡改開獎結果。此外，每期開獎結果和投注紀錄都異地備份存證，一旦發生爭議，可以進行數位比對驗證真相。

科技也運用在強化彩券銷售與風險管控上。近年來，台灣開始嘗試引入線上購買彩券的服務（特別是在運動彩券方面已有會員網路投注機制），這使得民眾可以透過官方App或網站方便地購買合法彩券。線上投注不僅提供便利，還能更有效地管控賭博行為帶來的風險。比如，線上系統允許用戶自行設定每日、每週的投注金額上限，一旦達到限額便無法繼續購買。這種自我排除和限額功能，是數位技術支援負責任博彩（Responsible Gambling）的具體體現。此外，線上系統可以驗證使用者年齡，確保未成年人無法購買彩券。相較於實體通路可能發生的疏漏（店員難以一一查驗客戶身份），線上身份認證更為嚴密，杜絕了青少年染指賭博的可能性。這些都說明，數位科技的導入讓合法彩券的管理更加精細化、智能化，有助於平衡娛樂與防制犯罪的尺度。

然而，同一時間，科技也賦予了犯罪分子新的手段和挑戰。最顯著的例子莫過於網際網路賭博的氾濫。網路讓傳統地下彩券突破地域限制，任何人只要有手機和網路，就能匿名登入非法賭博網站下注。這些網站的伺服器往往架設在法律管制較寬鬆的國家，透過加密通訊保護，給執法追查帶來極大困難。更甚者，近年來出現犯罪集團應用人工智慧（AI）技術來規避偵查的案例。例如在鄰近國家的破案新聞中，警方揭露一個跨國網賭集團，由台灣嫌犯主導，利用AI技術製作人臉影像以破解銀行轉帳的生物認證，進行大額資金洗錢。這起案例顯示，不法之徒已經學會利用深偽技術（deepfake）來冒充真實帳戶持有人遠端操作銀行交易，把賭博資金轉得不留痕跡。警方最後雖成功偵破該案，凍結了數百個人頭帳戶，但也付出了長期跨境合作和技術比對的艱辛努力。面對這類高科技犯罪，傳統的犯罪防制手段明顯捉襟見肘，亟需新的科技輔助來應對。

為了反制科技帶來的犯罪新態樣，台灣執法單位亦積極升級自身裝備與能力。例如，刑事警方增設數位偵查小組，運用大數據分析網路賭博金流和流量，鎖定可疑網站。金融機構方面則加強交易監控，對於短時間內大量資金進出、且對手方涉及海外賭博平台的帳戶，啟動自動通報機制以便調查。政府也與國際組織合作，參與打擊跨國網路犯罪的情報交流，掌握最新的技術動向。顯然，科技攻防已成為當代犯罪防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總的來看，數位科技為合法彩券的順利運營提供了堅實保障，但同時也令非法賭博活動變得更具隱蔽性和挑戰性。政府和相關單位唯有不斷學習、引進更新的科技手段，才能在這場與不法份子的科技角力中保持優勢。無論如何，科技的進步終究是一把雙刃劍，端視我們如何善用其利而抑制其弊。在台灣，公益彩券搭配現代科技，已經展現出良好的管理效能；展望未來，隨著區塊鏈、防詐AI等新科技的應用，彩券與犯罪防制的結合勢將更上一層樓。

9. 彩券教育與責任遊戲推廣

在討論了制度與科技層面後，還有一個關鍵領域決定了彩券能否真正達到防制犯罪、促進良善的目標，那就是教育宣導與責任遊戲（Responsible Gaming）的推廣。畢竟，無論制度如何完善，彩券終究涉及人性。唯有提高全民的素養與意識，讓大眾明白適度理性參與的重要性，才能從源頭上避免因彩券引發的新問題。

首先是針對彩券參與者的教育。政府和彩券公司持續透過各種管道提醒民眾：「玩彩券要有正確心態」。在公益彩券販售點，經常可見宣傳海報寫著「理性投注、量力而為」等標語；彩券廣告中也已禁止出現過度渲染發財夢的內容，取而代之的是強調公益性與娛樂性的訊息。例如，某年度的大樂透廣告以一家人其樂融融等待開獎的情景為主軸，旁白強調「買彩券，做公益，心安理得過好年」。這種潛移默化的行銷轉變，旨在讓民眾將購買彩券視為小確幸而非致富手段，淡化賭博的成分。台灣彩券公司也在其官方網站上提供了「中獎機率」資訊專區，詳細列出各玩法的中獎概率和返獎率，以增加資訊透明度。透過讓玩家了解「中頭獎如同比天上掉下來的機率還低」這類冷知識，可防止不實幻覺，減少過度投注行為的發生。

對於弱勢族群與未成年，則需要特別的保護和教育。彩券雖然名為公益，但如果成癮沉迷，同樣會對家庭造成傷害。社會福利單位針對低收入戶、老人等族群，舉辦理財與娛樂規劃講座，提醒他們不要把有限的生活費過度投入購買彩券。一些地區的社工中心甚至推行「彩券陪購服務」，當發現有福利對象疑似購彩券成癮時，會安排輔導員陪同購買並限制金額，以協助其逐步戒除。對青少年學生而言，學校教材也開始滲透相關觀念。公民與道德課會討論彩券議題，引導學生思辨其中的機率與風險。有的高中數學教師還以樂透為例講授機率論，讓學生親自計算中獎率，了解並非「容易致富」，從而培養理性的態度。

責任遊戲（Responsible Gaming）的理念在台灣近年來逐步受到重視。這個源自西方博彩業的概念，強調博彩業者和政府有責任確保賭博活動不對社會造成過度負面影響。具體做法上，包括限制未成年參與、提供成癮輔導資源、避免過度宣傳賭博刺激等等。台灣雖然沒有大型賭場，但彩券和運動彩券同樣遵循這些原則。例如，現行法規嚴禁未滿20歲者購買彩券，一經查獲業者違規出售，可處以高額罰款。同時，台灣設有全國戒賭專線與多處「問題賭博輔導中心」，由衛生福利部委託專業機構經營，提供諮詢、治療服務。公益彩券盈餘亦撥出部分資金支持這些中心運作，使賭博成癮者能夠獲得協助，重回正軌。彩券公司在其網站上提供自我測試問卷，讓玩家檢視自己是否有投注過度的跡象，並提供專線電話供諮詢。如果彩券經銷商發現常客有異常沉迷，內部指引鼓勵他們婉轉勸說，甚至可拒絕繼續賣券給疑似成癮者，這些都是落實責任遊戲的體現。

在推廣責任遊戲過程中，一些民間團體也扮演了積極角色。例如，專門關注賭博問題的公益組織會定期發布報告，監督彩券廣告是否過度誇大、宣傳是否遵守倫理。他們也會建議政策修正，如降低單一人一次可購買彩券的數量上限等。目前台灣規定單張彩券售價固定，但若有人一次購買過多張，店家通常不會干涉。對此有團體主張應參考韓國做法，設定單次交易上限以避免巨額投注。雖然這類建議尚未立法，卻引發了社會對「購買彩券也要適度節制」的討論，間接推廣了責任遊戲觀念。

綜合來看，教育與責任遊戲推廣是一場潛移默化的社會工程。它需要政府、業者、學校、家庭多方合作，共同塑造健康的博彩文化。從學童開始培養正確觀念，到成年人自律理性娛樂，再到長者不被騙不沉迷，全民素養的提高才能真正鞏固公益彩券的正面效果。台灣在這方面雖起步較晚，但近年進步明顯。越來越多人懂得，把買彩券當作平常娛樂、小小行善即可，萬不可期望不勞而獲發大財；也越來越多人願意對身邊可能沉迷賭博的親友伸出援手或尋求專業協助，而非放任自流。這種良性風氣的養成，正是責任遊戲推廣的核心目標。可以預見，隨著教育的不斷深化，台灣的彩券文化將更加成熟穩健，成為造福社會而非滋生問題的正能量。

10. 結語：公益彩券在打擊犯罪與促進社會良善中的關鍵角色

從台灣過去數十年的發展經驗可以看出，「以彩券制賭博」是一條將亂源轉化為善力的成功之路。公益彩券自問世以來，不僅有力地削弱了地下非法賭博的勢力，減少了賭博相關的犯罪事件，還源源不絕地為各項公益與治安事業提供資金，可謂一舉多得。透過政府的嚴密監管和透明運作，彩券所帶來的利益真真切切地回饋到社會最需要的角落：弱勢者得到幫助，公共建設得以完善，防犯罪與反毒教育深入校園與社區。這種良性循環昭示著一個重要理念——將不可遏止的人性娛樂需求加以引導規範，就能減少其負面影響並轉化為公眾利益。

當然，我們也必須保持清醒，認識到公益彩券並非毫無副作用的靈丹。任何涉及金錢與機運的遊戲都可能引人沉迷，產生新的社會問題。因此，政府和全社會需要持續監督、適時調整相關政策。例如，關注彩券是否再次引發過熱風潮、留意科技發展下非法賭博的新花樣、強化對高風險族群的教育與輔導等等。唯有與時俱進，才能確保公益彩券始終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

總體而言，台灣的公益彩券為世界提供了一個寶貴範例：透過智慧的政策設計和嚴格的執行，可以將一度讓社會深受其害的非法賭博活動，成功轉型為造福社會的大眾娛樂事業。在這個轉化歷程中，公益彩券扮演了關鍵角色，串聯起政府、民間、弱勢族群之間的良性互動，實現了「娛己不忘公益，防罪不妨娛樂」的雙贏局面。

放眼未來，隨著社會環境和科技的不斷變遷，打擊犯罪與博彩管理將面臨新的課題。但可以確信的是，公益彩券已成為台灣社會治理架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它見證著政府治理思維從高壓禁絕轉向疏導規範的轉變，也見證著全民法治觀念與公益意識的提升。在持續強化責任教育、引入創新科技的前提下，公益彩券有望在未來持續為打擊犯罪、促進社會良善發揮光與熱。這場從非法賭博到公益體系的轉化旅程，不僅是台灣特有的故事，更為全球其他地區治理類似問題提供了靈感與借鑒，堪稱社會政策領域的一項重要創舉。

---

參考資料

1. 1. 維基百科：《愛國獎券》 (臺灣1950–1987年發行之國營彩券的歷史介紹)。

1. 1. Han Cheung (2017)。〈Taiwan in Time: Get rich through patriotism〉。《Taipei Times》專題報導，2017年12月24日。

1. 1. 林建成 (2008)。〈政府與好賭的社會〉。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政評論，發表於2008年5月8日（原載於2002年1月18日《中央日報》）。

1. 1. 賴建華 (2002)。《合法及地下彩券之比較及彩券要素重視程度之研究》。中國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研究報告。

1. 1. 中央通訊社 (2025)。〈刑事局掃蕩六合彩簽賭網站，全台逮71名組頭法辦〉。發布日期：2025年2月12日。

1. 1. 維基百科：《Singapore Pools》 (新加坡政府博彩公司，成立於1968年以遏制非法賭博)。

1. 1. 維基百科：《六合彩》 (香港合法彩票Mark Six的歷史沿革，1975年起發行以打擊非法字花賭博)。

1. 1. 台北時報 (2002)。〈Foundation questions lottery’s value〉。《Taipei Times》新聞稿，2002年2月25日，第B2版。

1. 1. 財政部國庫署 (2024)。《公益彩券發行管理及公益分配介紹》。財政部官網資料，最後更新日期2024年1月4日。

1. 1. 渡狼 (2024)。〈責任博彩：博弈業專屬的社會責任永續實踐〉。發表於方格子Vocus平台，2024年1月10日。

1. 1. 維基百科：《National Lottery (United Kingdom)》 (英國國家彩券，自1994年開辦，公益金運用及規則說明)。